10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广州五羊新城小区楼道垃圾桶“存在”的最后一天。吃完晚饭，金佳佳穿着拖鞋、披着睡衣、拎着外卖盒走到楼道里。房间里还冲着综艺节目乐的室友，突然听到了一声惊叫，“垃圾桶怎么没了？！”
桶没了，是因为“撤桶”。今年9月，广州召开新一轮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大会，提出将加快楼道撤桶、推进定时定点投放。随后，撤桶工作在广州新老小区中如火如荼地展开。
“早听说要撤，真撤了还是感觉太突然。”遭遇撤桶后的三天，家住7楼的金佳佳没有下楼丢过垃圾，装牛肉粿条和饺子的外卖盒堆放在家门口。撤桶终于按下了“快进键”，10月31日的一份网络投票中，超过85%的网友都表示自家小区楼道已经撤桶，而撤桶效果、物业费用等问题也被大量讨论着。
有人觉得“太突然”，也有人觉得“习惯了”。其中就包括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分类得”）总经理杨静山。十年来，杨静山先后在越秀区、荔湾区推动垃圾分类，带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一波又一波的“垃圾分类广州试点”当中，分类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但对他来说，这并非源于环境保护的道德激情，而是因为他觉得，垃圾分类是个有“利”可图的产业。杨静山关心的，是广州这一轮生活垃圾全面强制分类能走多远？
“又”开始分类了
有心人或许早已发现，最近几个月，广州垃圾分类的步伐，“又”紧起来了。不少地铁站里的宣传标牌，都换成了“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小区或是装上了崭新的四色分类垃圾桶，或是撤掉了脏黑的楼道垃圾桶。
但“垃圾分类”这个词，对于许多广州人来说，确实又显得“冇乜特别”。因为听了好多年，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分就分咯，又不是没分过。”广州市越秀区都府社区的梁惠霞，在社区里经营一家小百货商店，工作日的下午，和小区的老人坐在店门口闲聊，感觉十分清闲。但她也有不清闲的时候，那是在2010年前后。
这一年1月，广州正式启动了垃圾分类推广工作。伴随着“简单分类、先干起来、末端减量”的口号，梁惠霞居住的都府社区被选为试点，成为广州最早一批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之一。
“感觉很新奇。”作为被选中的8个志愿者之一，梁惠霞要给居民介绍垃圾分类的方法，要给每家每户分发不同颜色的垃圾袋，还要每晚上门检查。小区里设置了分类垃圾桶，更多居民知道了何为分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垃圾桶越用越旧，分类也渐渐蒙上灰尘。对于街坊来说，前端的分类投放，可能遭遇后端的混收混运，分类缺乏长久坚持的动力。对于收运的工人来说，许多时候不得不进行二次分类，劳动量和工作压力大增。梁惠霞回忆，“差不多过了三四年吧，就不太有人提这个了。”
而在2017年，《广州市机关生活垃圾分类绩效考核方案》印发，垃圾分类纳入了机关单位绩效考核体系；也是这一年，广州市城管部门公布了“首批100个开展生活垃圾强制精准分类的样板小区”，制定了《广州市创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居住样板小区工作标准》。都府社区，正是这100个样板小区之一。
社区里，垃圾分类再一次如火如荼的展开。除了原有的垃圾分类收集箱，又新增了旧衣物循环利用箱、旧书籍回收箱。“都府社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垃圾分类的报道和学习资料中。
“再后来？再后来又没人提了。”梁惠霞笑言，没人看着就容易松懈，这次分类热情，也没能一直维持下去。
分类管理松松紧紧，分类呼声高高低低。2010至2019年，是梁惠霞反复尝试垃圾分类的十年，也是广州反复试点垃圾分类的十年。这十年，广州尝试过专袋投放、定时定点、直收直运等分类操作，也开拓了干湿分类街道执行的广卫模式和引入企业合作的西村模式等特色分类模式。
进入2019年，广州垃圾分类步伐加紧。不久前，都府社区装上了“越秀区第一台误时智能分类垃圾桶”，每晚7点，定时投放再一次开始。但这一次，分类能不能走得更远？
废物还是资源？
9月18日，在广州召开的“垃圾分类后端资源化处理高峰论坛”中，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秘书长郑建雄，向论坛现场的嘉宾们隆重介绍了分类得总经理杨静山。“他们属于广州最早开展垃圾分类的企业，推荐在座的朋友，都去看一看。”
分类得成立于2008年，那时候对于不少广州人而言，垃圾分类还是个新概念。十多年来，杨静山先后在越秀区、荔湾区推动垃圾分类，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一波又一波的“试点”。现如今，杨静山的微信头像，还是他早年接受《焦点访谈》关于垃圾分类问题采访时的视频截图。
进入2019年，杨静山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研讨会中，宣讲他十余年来参与垃圾分类的心得体会。但在他眼中，以往的垃圾分类广州试点都是“难言成功”的。
“我们没必要谈过去，你们调研过垃圾么？”谈话时，杨静山喜欢瞪圆眼睛抛出问题，很多人都会被他的气势震住，而目前流行的四色垃圾桶就是他批评的头号“靶子”。
“推广垃圾分类时，先把垃圾桶统一换成大小一样、颜色不同的四个，是拍脑袋决策的体现。”在杨静山看来，每个社区产生的可回收、厨余、其他和有害垃圾的数量比例存在差异，所以首先要调查社区中各类垃圾的产生数量，形成数据库，并据此安排各类垃圾桶的安置比例，他管这叫做“科学管理”。
有了数据作为支撑，杨静山进一步提出，垃圾分类的关键在于“资源的分流”。要抽丝剥茧，把生活垃圾中的“有害物质”以及各种各样的“可回收物质”分流出来，提高垃圾桶中“厨余垃圾”的含量，为处理做准备。
随后，可回收物质卖给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其他垃圾运到焚烧厂发电，有害垃圾在专门场所无害化处理，厨余垃圾进行生化处理。
而以上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盈利”。“垃圾不是城市的累赘，而应成为资本逐利的方向；废弃物处理工厂，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杨静山告诉记者，仅通过促进分类和收卖各类垃圾，分类得近年来就能在维持运转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盈利。现如今，分类得还投资建设了下游的垃圾处理设备和厂房，计划将垃圾分类工作做的更长、更远。
谁来担当主体？
与都府社区相隔不到6公里的荔湾华业里小区，是分类得的办公所在地。经过华业里小区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正好赶上工人将各种垃圾用车运走。“这没什么好看的。”杨静山示意记者赶紧走开。
不让人看的原因很明显，这干湿混杂的垃圾，正隐隐散发着臭味，也与我们想象中，垃圾分类后的整洁、卫生存在差别。但杨静山的想法十分现实，“垃圾分类本来就不是你想象中的干净、整洁。”
在杨静山看来，总有人会乱投放垃圾，政府很难时时刻刻都在监管，这也是以往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总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原因。“监管一旦放松，一切回到原位。”
而在分类得位于荔湾区的“西村街垃圾分类促进中心”，两位“收买佬”，正用三轮摩托运来一车木板。分类促进中心的墙壁上清楚写着：废木材0.05元/斤，玻璃瓶0.1元/斤，平面玻璃0.1元/斤，实际价格则按照当天市场价格执行。
“收买佬”为赚钱而来，不是为环保而来，但在收卖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垃圾的分流。杨静山认为，以经济效益为驱动，吸引企业和各类主体参与其中，才是垃圾分类良性运转的根本。
广州市城市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委员、“宜居广州”创始人“巴索风云”也曾在采访中提到类似的观点，“没有企业的参与，所有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都是空谈。”
现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到了商机、进入这个行业。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11月5日，共有3183家今年新成立的垃圾分类相关企业登记注册，其中，仅广东省就有259家。
中国环境投资联盟理事长王世汶提到，政策指向往往会为环保产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当前，以上海及各地推动垃圾分类为契机，固废尤其是城市生活固废处理产业异军突起，垃圾分类相关企业迎来发展机遇。
“不要用减量思维，要用增量思维。”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向阳教授强调一种“视角”上的转换。在衡量垃圾分类的成效时，不是单纯考察垃圾总量减少了多少，而是关注分类后可利用资源增加了多少，带来了多少盈利空间，这样也能吸引更多企业主体参与进来。
广州准备好了么？
2009年，广州市政府就“番禺建垃圾焚烧厂”一事通过网络广泛征求实施意见，也引发了垃圾是应当填埋还是焚烧处理的讨论。常向阳告诉记者，虽然目前已经很少有人再就填埋还是焚烧争论不休，但由番禺事件开始，通过分类减量垃圾，进入了更多市民的关心和讨论范围中。
广州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湛江认为，广州垃圾分类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2010年之前的“筹备阶段”，广州作为全国少数几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发布过不少推进政策，但尚未形成明确、有效的实践成果。
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到2019年的“试点示范阶段”。这是2009年番禺事件引发关注后，垃圾焚烧矛盾凸显，政府重启垃圾分类，先后开展了不少试点示范。
从越秀到荔湾，从东山街道到广卫模式……一波又一波的试点当中，有人埋怨过、有人参与过、有人遗忘过。“但不可否认的是，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和物质准备。”李湛江说。
反复试点的过程中，广州人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度提升了，资源回收和处理的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完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广州政府就已投资建成了资源热力电厂共七座，分布在萝岗、南沙、花都等区域。目前，7个资源焚烧厂、5个填埋场和两座生物质处理场，每天焚烧1.55万吨垃圾，2040吨垃圾通过生物质处理，剩下的才用于填埋。
李湛江认为，垃圾分类要真正进入“全面推广”的第三阶段，正是当前的2019年。不论是舆论环境、政策准备还是技术水平，相比十年前都有了提升，也将真正开始广州市垃圾全面强制分类。
横幅拉起来了、撤桶正全面铺开。已经历了不少轮垃圾分类的百货店主梁惠霞很坦然，分类对她来说，早就没有什么难度。
虽然杨静山认为现在还远远不够，后端资源化处理还有好多短板要补，垃圾分类的意识仍有待提升，而他管理的分类得还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但在李湛江眼中，没必要过于消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先分起来。”（文中梁惠霞为化名）
来源：广东省生态环境厅